我记忆中的“平凉北医二院”

我记忆中的“平凉北医二院”

作者：李学文

1969年我们作为空前绝后的一批北京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毅然决然地远涉千里，下放到甘肃省平凉地区这一严重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建院、诊疗，谱写了一曲令人动容，流传久远的救死扶伤的悲壮颂歌。

自1969年下放至今已整整过去了50年，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值得我们回忆。

现既无官方档案可稽，也无个人日记可查。时间就像一把鎯头，将人们的记忆敲得粉碎，仅凭一些碎片很难拼凑出一副完整的二院编年史。

在下放的人员中，我们仅为小字辈,无论学识还是能力，与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师长不可同日而语！二院有那么多的“大咖”，他们才是二院乃至甘肃省甚至是全郭卫生战线上的精英。他们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更应该写一些文章，记述二院的兴衰，记录自己的医学实践、独特的理论及宝贵的临床经验。但到目前为止，这类文字寥寥，不免留下莫大的遗憾。我只能以一己之见、只言片语，以管窥豹，以蠡测海，草就一篇拙文，以飨“战友”与亲人。

考察 选址 动员

1969年北京医学院领导卫生部下达的任务，要抽掉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对口地区甘肃省。除了甘肃其它一些地县留用一部分人员外，上级决定由来自北医各附属医院包括北大医院（北医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北医第二附属医院）、北医三院及校本部的一百七十余人要在甘肃省平凉地区建立一所新医院。

当时北医有关领导委派钮新章（北医校本部）及孙晓雄（北大医院麻醉科）先去甘肃省平凉地区华亭县考察并与有关部门领导协商选择新院院址，并对将要到来的下放人员暂时的住所做出预案和安排。

1969年年中，自考察地区返京的孙晓雄向北医已报名并经批准的6.26人员介绍了将要建设医院的基本情况。

钮新章与孙晓雄也是下放后筹建医院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还有国乐平、付剑峰、韩旭。

1969年9月30日，我们这些确定将要下放的医务人员被邀请参加了国庆2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歌舞焰火晚会。我被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所感染，看着满天腾空而起的绚丽烟花心潮澎湃，暗下决心，将来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先遣队员

当年我是单身，没什么家庭负担，是积极要求下放的。三院放射科、运医、理疗科联合党支部书记贾廷珍同志正式通知我，批准了我的申请，同意下放。这边儿忙着听当地的情况介绍，那边儿还要准备行囊，前后忙得不亦乐乎。某天，驻北医三院军宣队的二老刘（刘丙厚）代表院领导告诉我说，我已被委派为先遣队成员，须早于大部队数日到达。同行的还有我院妇产科的护士袁素云和北大医院的赵松林师傅。

我于1969年10月30日出发，我院军宣队、工宣队及院革委会领导来为我送行，为我佩戴了大红花，乘坐三院唯一的一辆高级小轿车——伏尔加前往北京站。途中顺道至北太平庄电影洗印厂家属宿舍我家中，准备与父亲道别，（母亲当时去了外地），碰巧父亲也不在，我写了一张字条：“爸，我走了，去革命了，放心吧，您保重！”现在的小青年可能不理解，可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就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

我和袁素云在北京站会合，之后登上了69次北京开往新疆乌鲁木齐的绿皮直达列车，车上很挤。上了车安顿下来后，我就跟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在人群里费力巴巴地找到赵松林。赵师傅浓眉大眼，方脸盘，很稳重，一看就像见过世面的人。我长这么大没出过北京，连通州都没去过，见到赵师傅这下心里就有了底。火车哐里哐当地从白天走到黑夜，说是在郑州换车头拐弯儿向西。过了三门峡火车爬坡，还说是两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速度越来越慢，火车喘着粗气，汽笛长鸣。

1982年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记述这段经历，“汽笛一声过潼关，擎妇将雏赴陇原。为了践行六二六，哪个不是‘白求恩’？！”

经过了近24小时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宝鸡。我和袁素云都没出过远门，下车后一切都听赵师傅的。先是寄存了随身携带的行李，接着再去找旅馆登记住宿。最终我们找到的不是旅馆而是一家澡堂子，得等人家洗浴的客人走了，浴池“关板”了，我们这才能进去休息。住宿之前我们去吃了中饭加晚饭，点的菜是葫芦头，后来才知道就是肥肠。我吃不习惯，只啃了两个干馍，不饿就行了。次日我们坐上卡车，车座是固定在车帮上的木条凳，车顶罩着绿色的蓬布，后面敞着口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穿千阳，过陇县，我们先后翻过了两座山。上山时汽车如老牛一般哼哧哼哧。下山时车速飞快，耳旁生风。有时遇到90度的急转弯儿，恨不得能把人甩下座位。汽车随着弯道左转右转，人坐上面就跟摇煤球儿一样，可能是因为通风太好了，不然早就吐了。走着走着，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从车尾飘进来落在脸上，人立马清醒了许多。还好感觉不算太冷。终于，我们看见了山下的一片建筑，同行的当地人说，这就是甘肃省华亭县的安口镇。往下望去，可见一座白色的楼房，旁边一高高的烟筒正冒着烟，还有一游泳池般的水塘弥漫着雾气。不远的半山坡上有旋转的卷扬机，说那是安口煤矿，那座楼房是安口电厂。再近些，只见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人来人往，似怡然自得，一番典型小乡镇的景象。“到了！到站了！”我们目的地到了，安口镇的华亭县第二招待所！

那是1969年11月1日，天上还飘着雪花，地上白白的，如同铺了一层霜。记不得是否与老牛和晓雄有过交接。有一位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老朱接待了我们。我们三个的任务是将大家到达后的住所按家、按户、按人抄写在纸上，然后分别贴到各自的门上，就如同当年八路军“号房”一样。赵师傅则负责整理灶房，一旦大部队来到，立马能开火造饭。

因为总共170多人，无法安置在一处居住，招待所住的人最多，还有招待所斜对面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也相对集中一些。我和李长海、瞿渊荣一间，隔壁有李庆棠一家，再就是景以恂一家。还有一个住女生的大房间，住在里面的有王明珠、杜金惠、杨青、岳丽珍等。其它人员则住得比较分散，有住安口电厂的、安口煤矿的、华丰厂的、安口农机厂的等等。

就此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开始了。

巡回医疗大庙诊室

到达安口后,稍事休息，各家各户的家具、锅碗瓢盆尚未摆放就绪，大家便开始了工作。医院共组织了三支医疗分队奔赴庄浪、崇信、平凉县各公社乃至生产队，宣传合作医疗并诊病治病。还有一些人员就近在安口镇的厂矿单位卫生所和县医院协助日常医疗工作。王明珠、郝世源、赵立安和我被安排组建针灸门诊。经与当地有关部门协调，我们争取到了一间废弃的大庙做诊室。它位于安口镇的主要街道上，比普通民房高大一些。当我们打开临街的房门，里面黑洞洞的，走进去后被蛛网罩了一身，幸亏网主不在。东面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一束阳光照射进来，如舞台的聚光灯，光柱中有亿万个晶体和毛絮上下翻飞。地上几只老鼠受到惊扰嗖嗖地窜回到自己的窝里，它们肯定认为是我们侵入了它们“原住民”的领地。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迅速找来笤帚，簸箕，脸盆，抹布，把房间打扫干净，所幸庙内没有供奉菩萨、金刚等佛像。卫生打扫完，我们又找人在庙里装上了电灯，安上了炉子，摆上了办公桌、诊查床和候诊椅。

没两天我们就开诊了。我们既是大夫，又是卫生员，还兼任会计和出纳，挂号和治疗费仅几分钱，即使是这样开发票的工作也不能含糊。此外，每天早晨我们自己还要生炉子，常常把房子里弄得烟雾弥漫，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座庙里又有了香火。

不久就有了病人，头疼脑热，消化不良、腰腿疼痛等，口口相传，病人越来越多。来自积水潭医院的郝世源，针灸是老本行，经验丰富，治疗效果良好，于是我们就向他学习。好在我在北医三院工作时，曾在6.26门诊与同事王素琳在塔院大队、后又与外科张自顺大夫在香山大队做过巡回医疗，期间遇到的常见病我们大多也采用针灸治疗，尚有些基础，因此我的进步比较快。

开始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有些困难。有些当地的话听不懂。什么“婆子疼”，什么“兔子疼”，什么“钩探子疼”，什么“猪娃子疼”。幸好有热心人为我们做翻译，闹了半天是“脖子疼”，“肚子疼”，“屁股蛋疼”，“小腿肚疼”。当时因为语言不通，同事们还闹过笑话。咱们一位女同志去打水，结果把水桶掉到了井里，就去找老乡借钩子使，当地人把屁股叫钩子，把老乡惊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女同志知道后也颇觉尴尬。有一次病房查房，一患儿家长问主管大夫娃的病咋样？答：“莫斯咧”。家长听罢脸色大变，瞬间嚎啕大哭。咱们大夫很奇怪，“莫斯咧，你还哭个啥？”最后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莫斯咧”是孩子不行了，没救了。大夫表达的是病好了，没事了。终于解释清楚了，患儿家长破涕为笑，对医院、对医护人员千恩万谢。

在针灸门诊我们还遇到一些情况。有患者在煤矿工作，穴位周围皮肤上的黑垢非常厚，进针前总要把这黑垢先洗掉吧，可清洗起来的确不容易，棉签使了一包又一包。有的老乡冬天只穿一条棉裤，不穿秋裤和内裤。有些穴位，如环跳，殷门，承扶，风市等，患者不方便脱裤子，我们只好隔着棉裤扎，好在没有感染病例发生，看来还是当年人们的免疫力或抵抗力比现在强。

总之，针灸门诊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治疗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好评。

针灸门诊的赵立安因某些困难，没有几个月就回了北京，尽管相处短暂，可到现在对她还有深刻的印象，白白胖胖，梳一条长长的大辫子。毕竟她也是我们170多名6.26战士中的一员。

建院劳动

转过年就是1970年初春，冰雪消融。随着二院选址工作和图纸设计工作的完成，全院职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建院劳动中。

二院的院址选在自南向北的平（平凉）宝（宝鸡）公路西侧的半坡上，自安口镇向西北约12华里，距北面的土谷堆村2华里，后来我们得知医院占用的土地属于纪家庄生产队。医院建成后不少人将之称为“土谷堆医院”。在公路与医院之间有一条小河，经查名为“关卡子河”。河上需要建一座大桥，设计工作是由我院职工梁恒芝的丈夫范景宗承担，后来我们亲切地将它称之为“景宗桥”，桥上赫然刻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几个毛体大字！医院临河修一护堤，护堤之上即为医院的东墙。

医院的建设用地呈南北方向长，东西方向短，家属宿舍多建在半山上。

医院开建有大量的工程，土方工程包括地基和道路，由大秦公社民工负责，石头工程包括护堤、涵洞、石桥、石窑洞由米脂县民工负责，而医院的主体建筑则由甘肃省建十大队承担。

二院职工除少数另有任务外，几乎全部都上了建筑工地。有跟着工程师搞测量及抄平跑杆的，像赵松林、王晓琴等；有跑材料的，如李泉海、孙维莲等；还有帮助建筑监理的，有管库房的，还有协助完成各种土石工程的，不一而足，所有的人都像勤劳的小蜜蜂似的。每天都很疲劳，但很充实。亲手参加建设自己的医院，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吧。

当时干得确实是热火朝天，而青年突击队值得一提。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且以团员为主，大家选我做青年突击队长。印象最深的是袁素云、岳丽珍、王晓琴等女娃们，把头发往帽子里一塞，很是精神，个个显得英姿飒爽，干起活儿来，如小伙子一般。当时形容女孩子能干就比喻成穆桂英，男孩子能干则比喻为少年罗成，年长不服老的不用说，那一定是老黄忠了。那时往返安口镇和建筑工地没有公交大巴，每天上下工都是步行。青年突击队员们经常排着队，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来往其间，成为了偏僻山沟里的一道靓丽风景。即使在此后的医疗工作中，年轻人也都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其中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共青团员。团支部每周都组织活动，统一思想，表彰先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员们充满朝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团支部始终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组织前后委派韩旭、国乐平、李安庭给予团支部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团干部做到及时向党总支汇报。因此，无论是团支部，还是青年突击队，或文艺宣传队都沿着一条健康的方向发展，壮大。

这群北京来的白衣天使感天动地的建院劳动博得了周边群众的赞许。来往于平宝公路上的汽车司机经常主动搭载上班、下班的我们。有的司机更愿意捎上女娃，有勇敢的姑娘自告奋勇地站在路边，见到车来就朝司机挥手喊：“师傅，停车，带上我们吧！”其它男士则埋伏在师傅看不到的地方，一旦卡车“歘”的一声停下来，大家就蜂拥而上，师傅会心一笑，一脚油门，走起！

平宝公路跑的基本上都是拉煤的车，大家管不了那么多，等到了目的地，脸都是黑的，一个个就和窦尔敦似的，大家相视一笑，洗干净就是了。

在工人师傅和农民工及二院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工程进度很快。紧挨着公路我们盖起了一溜平房，暂作为食堂。这样一来就不用大家中午休息时啃干馒头就泉水了。有了茶炉，歇晌时就可以喝到开水，于是大家就把这平房戏称为“春来茶馆”，裴玉秀就是公认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了。

半山上也建了几排宿舍，其中一间辟为广播室，我和王晓琴这时主要负责宣传工作。领导从地区调拨来广播器材，扩音器，高音喇叭，留声机。我和晓琴忙着采访、征稿、改稿，还要负责播音。电工韩庚印师傅帮了我们的大忙，拉线，按喇叭，调试机器。后来开诊后，韩师傅和金子忠去了仪修组。我和晓琴还办起了《战报》，自己写稿，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大红的报头很醒目。无论广播还是《战报》，内容都是有关工程的进度，好人好事，注意生产安全的提醒。我们还利用广播播放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为热情高涨的职工送上了精神食粮。

为了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我将2×1米见方，重达几十斤的柳笆背到半山腰，栽上几根高2米的椽子，再用铁丝把柳笆固定在椽子上，然后再在上面用石灰水写上大幅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站在平宝公路上远远望去，标语非常醒目。

石头砌的护堤也修好了，自南向北，长约400米，高3米。我用石灰水在护堤上也书写了标语。大门左侧写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门右侧写的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淋，护堤上的这些标语还依稀可见！

正在全身心投入建院劳动的关键时刻，院领导通知朱彦山和我作为地区干部到农村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去的是泾川县飞云公社飞云大队，我负责“东头”生产队，无非是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队长家，早晚饭都在他家吃，中饭轮流在生产队有条件的人家里吃派饭，一顿几毛钱，半斤全国通用粮票。几乎每晚生产队的干部，包括队长、会计、文书、妇女队长等都要到我的窑洞里开会，研究如何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如何帮助困难户、以及生产劳动的具体技术性问题。每早我第一个到队部，等待队长分配一天的任务。我会随某一组干每天不同的活计。我们刚到时正赶上秋收的尾巴。收割庄稼，更多的是打谷场上的工作。稍后就入冬了，平时这就是冬闲的时候，但是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时期，整个西北农村掀起了平田整地“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飞云公社地处泾川塬上，土地坡坡坎坎，陇东又是缺雨水的地方，自古至今靠天吃饭，干旱是致命的。因此水土保持就至关重要。我所负责的东头生产队的队员都很朴实，很勤劳，只要任务明确，一呼百应。其实不需要什么领导艺术，就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就是了，我必须出现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大家都舍不得休息，晚上在工地拉上碘钨灯，挑灯夜战，无论大人小孩儿，无论男女老少齐上阵，拿镐头的，拿钢钎的，拿锹的，拉车的，手拖肩扛的。深冬的冻土足有一尺厚，把它砸成一块块的运到低洼的地里去。有时天上飘着雪花，有些社员竟光着膀子干活，真是人欢马叫，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利用休息的时间，我会站在高处给他们唱京剧。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总之出色地完成了县里，公社给下达的任务。飞云大队大队长还到我队蹲点呢。在年中的平凉地区数百人的农宣队工作总结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先进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也算是給二院增了光！

大会后，我被调往灵台县什字公社鸿沟大队鸿沟生产队。值得高兴的是咱院温发和与我共同负责一个生产队，这下可有伴儿了。我和老温那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出工，晚上一起开会。然后盘腿坐在热炕上，天南海北地谝，还顺带着捉虱子。毛衣里几乎一个孔里藏一只。每捉到一只就随手丢到罩子灯里，啪的一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有成就感！整整半年，我与老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俩后来一直是很好的搭档。老温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行。在文艺宣传队，他是指导员，我是副指导员。在医院的后几年医院院长的年终总结讲话都是由我俩起草的。我们在鸿沟大队一直干到1971年的下半年，之后又一起回到二院，投身到紧张、有序的日常医疗工作中。

在鸿沟大队工作的后3个月里，二院的孙晓雄，作为农宣队员，也被派到了我们那个大队，他在蚂蚱洼生产队，准备接替我们。这是平凉地区农宣队的一种轮转方式。

1974年王晓琴作为地区农宣队员也到基层生产队宣传“农业学大寨”去了。

“北京医院”享誉西北

在全院职工的直接参与下，一个崭新的医院落成了。它矗立在平宝公路旁，依山而建，其中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每一位6.26战士的心血。它就像一位亭亭少年，朴实、大方、英俊，它将为周边厂矿、农村，为甘肃乃至大西北的医疗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1年7月1日甘肃省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开诊了！

医院的一切都走上正轨。

二院的党总支及革委会成立了。从临床各科到医技科室，从行政管理到后勤保障，部门设置齐全。

就诊的患者逐渐增多，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这里有了一座新医院。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一应俱全。大夫们都是北京来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尤其五官科，那简直称得上是超豪华的阵容，好几名教授、副教授及高年主治医。二院的大夫们大多又正值当年，人才济济，学识渊博，意气风发，短短几年就诊治了千千万万常见病，多发病，又治疗了不少疑难杂症。不知多少患者被从死亡的边缘解救出来。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医，不止是周边厂矿的，还有其他地县的，甚至还有西北五省的患者不远千里前来就医。二院的医疗水平、诊治效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赞誉，他们亲切地将二院称作“北京医院”！

值得提及的是两次大型意外事故的应对、抢救。一次是平宝公路上的大轿车坠崖，一次是土谷堆煤矿井下瓦斯爆炸。当医院接到救急电话，立即全院总动员，由医院总值班统筹，以急诊值班医护人员为主，全院各科室协同，争分夺秒，这就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伤员还未转运到时，就有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等候了。最先抢救尚有生命体征的，输液，吸氧；已无呼吸心跳的，由另一组人员做紧急心肺复苏，包括胸外心脏按压或人工呼吸；有的需要做心内注射；需要手术的紧急推到手术室。需要输血的立即联系血库、查血型配血。有的确是失去抢救意义的，开具死亡证明书，又有人帮忙推到太平间。总之，抢救既紧张、又有序，各司其职，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会有所响应。“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二院医护人员倾尽全力，在两次抢救中取得了最好的结果，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患者、家属的感谢和赞扬。

同事 老师 朋友

1971年下半年我从农宣队回来，医院已经开诊。院领导分配我到理疗科工作。理疗科还有吴淑贞，她年长些，为人谦卑、和善，无论领导还是同事们都称她吴大姐，北京俗话叫“官称儿”。对我确实更是大姐的样子，我那时还单身，吴大姐总是嘘寒问暖，年节做许多好吃的，要不就请我到她家里，要不就带到科里让我拿回宿舍吃。更重要的是吴大姐的工作态度，永远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每天提前半小时就到科室，将桌椅、门窗、理疗仪器擦拭得干干净净。当然我会学她的样子，不能让大姐那么辛苦，只能抢着干。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受过极为严格的训练。对患者如同对待亲人。每当患者敲门,她必站起迎到门口，认真看临床医生的理疗申请单，向病人询问病情，解释采取治疗的项目并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在治疗过程中定时巡视，询问患者的感觉或有何不适，吴大姐从未与患者发生纠纷。患者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来心满意足而去。只是我与吴大姐相处时间太短，后来她调回北京。我非常珍惜当年朝夕相处的日子，我极为怀念她。

吴大姐调走，徐绍仪调入。徐大夫本来就是北大医院理疗科的主任，知识渊博，基础扎实。理疗科接受来自各科的患者，徐大夫就从病因，症状，检查，诊断以及为何采取某项理疗，详细给我讲解。在吴大姐和徐大夫的教导及示范下，我对于理疗科各种仪器所治疗的适应症，操作规范，注意事项逐渐全面地掌握了。其实咱们二院的理疗项目和仪器是比较齐全和完备的，如高频电的超短波、短波、后来又有微波，低频的直流电药物导入、间动电，光疗的红外线、紫外线、还有超声波、共鸣火花等，多种急、慢性病经过理疗均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受到临床转诊医生的好评和患者的赞许。

在生活中徐大夫对我也有诸多关怀与照顾。徐夫人，庞淑玉是医院的总护士长，不管工作多忙，经常请我到家中做客，吃好的，有时还喝点酒。徐大夫在政治上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饮酒畅谈中经常伤心落泪，而庞护士长这时会满面笑容地为徐大夫排解、安慰。真是患难与共的好夫妻。徐大夫歌唱得好，是少有的男低音，嗓音浑厚，闲暇无事时会给我唱几首，印象深刻的有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的《老人河》，我现在还能哼几句呢。还有我和徐大夫经常到土谷堆逛商店买些日用品。卖白酒的柜台上有一个铁丝拴着的小铝碗。徐大夫每次都会在那里沽上二两散酒，也没有任何下酒菜，端起小碗儿，一仰脖，一口闷，然后抹抹嘴走人。这是徐大夫的几件轶闻趣事。而更应该提及的，他还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我在学校学的是俄语。在徐老师任教的二院业余英语学习班里，我是插班生，刚进去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学习班开始时学员多达十五六人，一年后就只剩下了七八个。后来徐大夫调回北京，李炳章接替作了学习班的老师。徐绍仪和李炳章的英语水平极高，他们以谢大任主编的《医学英语选》为教材，从国际音标教起，很快进入到复杂、难懂的课文阶段。徐、李两位老师每个单词、每个词组的讲解，分析其在句子中的成分、作用，从简单句到并列句，从并列句到复合句，一一剖析。我们学习的目的是阅读英文医学期刊或英文医学专著，因此学习语法极为重要，不然一翻译就会出错。徐、李老师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我到兰州军区总院进修了一年，通读了约30万字的英文版《耳鼻咽喉科手册》。1982年我调到平凉地区医院耳鼻喉科上班后，参加了卜定方老师开办的业余英语中级班，教材选用的是邵循道主编的《医学英语》。1985年院领导派我参加兰州医学院和甘肃省翻译公司联合举办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历时半年。等到卜老师调走后，由其推荐，领导批准由我担任学习班老师。前后约2年左右，学员基本上是专区医院兰医毕业的住院医们。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我也学习徐、李、卜老师的授课方法，先翻译，再逐句，逐字的分析，遇到不好理解的难点就大家一起查语法书，如张道真和邵循道的语法书，做到“疑义相与析”。

1987年和1988年平凉地区卫生系统的晋升中级职称的英语考题是由我出的，并阅卷打分。晋升高级职称的考题也是我出的，阅卷由其他老师承担。

1989年我调回原单位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后也曾任所内业余英语学习班老师。于1991年翻译美国医生塞尔比的《自我指压术》一书，约17万字，由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2次印刷共计2万多册。2009年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我编著的《骨性关节炎的治疗与康复》，约20万字，其中大部分内容译自有关的英文专著。

这些外语方面的小成绩是与徐绍仪、李炳璋及卜定方老师的培育分不开的。

1976年，我向医务科申请想去几个临床科室轮转学习一下，因为理疗科治疗的适应症来自多个科室。当时医务科长是当地的干部赵麟玺，他说正要通知调我去耳鼻喉科做医生工作。刘芳圣教授、王铮大夫的相继调离，使当时二院耳鼻喉科的人手相对紧张。那时候负责耳鼻喉科工作的是朱彦山，我调到那里后，朱大夫就成为了我的直接领导和老师。他原在北医是搞行政的，到平凉二院后才开始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工作。朱大夫原则性极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他的基础理论本来就很扎实，学习又极为勤奋，要求我也比较严格，带我出门诊，包括写病历，临床检查，门诊治疗和手术，都是手把手地教。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获得了处方权，能够独立门诊及急诊值班。因为大家都住在医院内，一旦有处理不了的复杂病例，我可以随时叫他。他总是以身作则。住院病历一般由我写，按规定必须在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有时我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及时完成，朱大夫就亲自写，给我很大触动。每当有手术病人，无论当天他是否值班，晚上必来查房，数年雷打不动。他总是从病人出发，千方百计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争取最佳的手术效果，尽力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还要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总是耐心地向患者或家属详细解释病情，叮嘱术后注意事项。他就是我学习的楷模。

除了在业务上对我指导帮助，在生活上也给我了诸多的照顾。我儿子四个月大时，我去了兰州军区总医院进修，朱彦山及其夫人李安庭经常过去帮助史文静照看孩子。

我和朱大夫还曾带着二院60多人签名的亲笔信利用假期到北医、到卫生部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有不少同志父母或者孩子在北京或其它城市，有的同志自己身体不好，又因平凉二院发生了地方病，不少孩子尿里发现管型，有的同志患了心肌病。所以要求有关领导考虑，为下放人员落实政策。下放头几年调动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地区乃至省里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北医及卫生部也没有相关政策，也不十分了解基层的情况。当时若将下放人员调回意味着回流，问题比较敏感。我俩反复向北医组织部、人事处及卫生部办公厅和人事司反映大家的具体情况及诉求。他们答应向有关领导反映并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解决。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加之不少个人也向有关部门反映，终于，政策有所松动。后来，平凉地区组织和人事部门答应，只要是上级调令下来就放人，都不用上会研究。而卫生部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但却有内部精神，只要本人有困难，又有单位接收都可以调回北京。

朱彦山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战友”，同事和朋友！

即使有微小的污渍也要反复擦拭、心地纯净、善良的吴大姐；

敢于与命运抗争、发挥聪明才智、活出了自我精彩的徐绍仪；

博大如川、柔情似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朱彦山，有这样的同事、老师和朋友是我最大的幸运。

他们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我不敢懈怠，不敢敷衍，尽力像他们一样努力刻苦学习，踏实勤奋工作。至今也算为患者、为人民健康尽了菲薄之力。

文艺宣传队

当年，几乎每个具一定规模的工作单位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二院不乏既有歌舞天赋，又有革命热情的文艺青年。另外，大家刚到大西北人生地不熟，有的拉家带口，有的骨肉分离，不免会情绪低落，急需这样一支文艺宣传队调剂生活，或按当时的一句话叫“占领业余文化阵地”，即现在所说的传播“正能量”。因此，群众和院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

其中有几位不得不提及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是：李长海，张汉江，温发和，陈敏华等。经过推荐选举李长海为队长，张汉江为副队长。由党支部（后升格为党总支）任命温发和为指导员，任命我为副指导员。温发和是党员，我到二院即被选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而后接替吴玉英做团支部书记，直至30岁离团为止。

李长海在宣传队是台柱子，笛子、笙、唢呐等，凡是带眼儿的能吹出声的他全会，而且他人缘很好，能团结同志，加上我们的辅佐与支持，宣传队始终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最初，我是被长海生拉硬扯进入文艺宣传队的。那还是在北医三院，开始我只负责敲木鱼或小撞钟。到了平凉二院在文艺宣传队我被他委任为舞台监督。后来医院买来一架扬琴，他说这是专门为我买的，嘱咐我好好练，早点儿上台！练了一段时间后，果真可以融入乐队了，而且是“C”位（中间位置），参加了很多场次的演出。后来医院又买来一把小号，他也让我练。不过这次我可没有完成任务。小号声音比较大，我怕影响大家休息，于是就猫到后山上去吹，可结果那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人们还是能隐约听到。当时我的心脏已出瑕疵，气力不足，吹得不成调，也确实不好听。据此院里有人竟揣测说“李学文失恋了”，哈哈，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们宣传队基本接近于乌兰牧骑形式，精干，灵活，不仅在咱院，还经常到附近的厂矿、农村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

节目是喜闻乐见的形式，独唱、二重唱、小合唱、表演唱、舞蹈、二人转、三句半、群口词，器乐独奏、器乐合奏、活报剧，诗朗诵等等。大家对节目集思广益，或移植，或原创。尤其是李长海、张汉江、陈敏华、温发和贡献最大，又要编又要导，还要亲自上台演出。无论到哪儿演出，我们就把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成绩及好人好事编入节目里，使他们感到极为亲切，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其中的文字部分多是由郝世源和我完成的。尤其郝世源思维敏捷，笔头很快。先后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二院文艺宣传队不仅在二院全体职工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及美好的印象，由于经常去周围的厂矿和农村演出，我们因此还拉近了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增加了与兄弟单位的友谊。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对我院的建设及正常医疗工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我院文艺宣传队始终在院党组织及团支部的领导下活动。我们每次排练或演出前都要学习一篇英雄人物的事迹报导，如欧阳海、王杰、刘英俊、麦贤得、门和，李春华等等，因此每次不用动员，大家始终能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排练和演出中去。

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四幕折子戏已成为二院文艺生活的经典。成功精彩的演出，在周边厂矿乃至平凉引起极大的轰动。为了组织好演出，我们几乎是全院总动员，以文艺宣传队员为骨干，只要对文艺有些爱好的，且从日常医疗工作中可以脱身的，无论男女老少均参与其中，还包括了宣传队员的家属，如王爱慈、胡年华、王焕卿等等。

我基本上算是总导演，其它几位队长各管一摊。无论是舞台、灯光、服装、道具、布景、文武场、唱腔、走台、拟音、效果、提词等，必须全局统筹、各部协调，所有演职员齐心协力，不负众望，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

其中不得不着重提及的是老余，余国安，他是我院负责业务的副院长，一大把年纪，也和青年人一样，无论排练、演出都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不仅扮演程书记一角，演得沉稳、大气、韵味十足，还要加入武场打大锣，始终与我们“摸、爬、滚、打”，无丝毫架子，因此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

我们还特邀了外单位的京胡师傅赵其陆，他是乐队的“灵魂”。他带领着乐队的李长海、张汉江、温发和、郭亚光，出色地完成了伴奏任务。无小赵就无京胡，无京胡就无乐队，无乐队就无我们的《沙家浜》！我们十分感激他！据说后来他调到了甘肃省的专业京剧团。

仅凭记忆很难排演出《沙家浜》的《转移》、《智斗》、《授计》、《聚歼》这四幕折子戏，为此我们买来剧本、简谱，再根据剧本和简谱，走台配乐，练唱腔，各显神通。

其中剧中角色，根据专长、形体等各有所属：裴玉秀的阿庆嫂，扮相靓丽，嗓音圆润、明亮，每每获得满堂彩；王亦璁大夫的刁德一，从做派到唱腔，堪称专业；赵松林的胡传魁，粗犷，洒脱；王明珠的沙奶奶，扮相端庄，唱腔浑厚；刘重禄的郭建光唱得高亢、挺拔。

其他角色都已尘埃落定，唯独刁小三的角色尚无着落。手术室的孙世源听说后毛遂自荐，可大家却投来怀疑的目光。孙世源从没有参加过宣传队，他的形象也不十分符合，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大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他演演。结果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简直是活脱脱的刁小三。台步、眼神简直是惟妙惟肖。真正到了演出时，王铮扮演的被抢了包袱的那个小姑娘更加让人觉得楚楚可怜。

在武场上，除了余国安的大锣，王致谱负责打小锣，小沙击钹，我是司鼓，掌握板眼。在北医三院时我管广播，出于对京剧的爱好，经常利用周末业余时间在地下室与北医的崔天一，后勤的李大维及王素琳等凑在一起组织一些京剧清唱活动。期间我学了一些京剧的锣鼓点儿，如《望家乡》、《四击头》、《急急风》、《水底鱼》、《乱锤》等，实在是一知半解。可到了二院宣传队排练《沙家浜》时，只能用我这个二把刀来捉鼓键子敲檀板了。幸亏大家包容，认真配合，把一场场《沙家浜》排练下来并成功搬上舞台。最终成为了我们大家心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除了文艺宣传队，二院也很重视体育运动，在“四合院”，在楼前花池旁，很多年轻人不是打篮球，就是打羽毛球，打排球等。此外，二院还组织了乒乓球队。起初队员有孙晓雄，郭亚光和我，后来晓雄太忙，二院的乒乓球队就由我、王金生和郭亚光组成。别看我们球队的队员只有三人，但在与安口镇、电厂以及附近的几家保密厂乒乓球队的友谊赛中，二院乒乓球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当然，比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以及与兄弟单位的友谊。

人员流动 二院变迁

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平凉二院虽说不是铁打的营盘，但用“流水的兵”来形容二院在人员上的变动却也合适。

最先离开二院的是来自北医三院的护士侯淑荣，她因患结核滞留北京，没在二院上过一天班，尽管名单中有她。

前面提到过的赵立安，仅上了不到半年的班就回了北京，后来竟查无音讯了。

1971年，1972年，1974年，1976年，张崇光、王晓琴、孙路平、李长海先后被推荐上了兰州医学院，成为了工农兵学员。顺带提一句，钮院长让我高风亮节，先让别人上，后来他调走了，我上学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后来走的是一条师承、自学的路。

朱宝娥、王振兴后来被推荐上了兰医短训班。

因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要恢复，经国务院批准，陈吉棣、王亦璁、金端和很快调回了北京。

1973年分来一群上海娃，高中毕业后经平凉卫校近一年的培训，到二院做护理工作。他们是应菊兰、徐兰芳、陆梅芬、陈爱华、郭雅培、林吉芳、夏英、李桂英、李月贞、秦月珍、吴羊英、郑永康、戴汝和。除后面的两位是男生外，其余的都是女孩子，一个个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嗲嗲的。他们的加入确如吹进一股春风，令二院增添了新鲜血液，也更加有了生气。

1975年又分来一批本地娃，经过一段培训,分别从事护理工作和药房工作。这里面有李晶晶、李雪茹、刘秀荣、邢兰英、史文静、邢玉芳、吴惠云等。

她们都很年轻，有朝气，团支部及文艺宣传队增加了新团员，新队员，医院的各项工作都蒸蒸日上，

后来钮新章院长调至平凉，任卫生局副局长。先后调来李德祥和任建国任革委会主任或院长以及政工科王科长、医务科长赵麟玺、总务科长钱满，还有后勤的董世孝、胡志恭、边福生、田玺录等。同时又有几批复转军人先后调入，他们是梁作壁、岳发明、朱瑾、王图政等。其中也有医护人员，如兰医毕业的丁淑萍、刘鹏等，平凉卫校毕业的董淑丽、史惠玲、石敏、任亚芬等。

二院的下放人员也有很多先后调离。孙晓雄、岳丽珍参了军，调到了兰州军区总医院；张书盛、孟宪慎调往省人民医院；宣家声、吴玉英等调往平凉卫校。

下放时多位姑娘，如胡年华、陈敏华、马秀琴、马凌佩、杨青、王铮等也先后嫁人，在扮演了一段牛郎织女之后，也先后调走了。

还有一些同志，或因远在他乡的老人无人照顾，或因与子女分离，或因自身疾病纷纷调离了。1981年原北医系统的炊事员集体回京，其中包括赵松林、辛广泉、张德生、苏志军等。

1981年前后，52总厂医院建立，平凉地区二院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经上级批准，决定撤销。其人员或集中并往平凉专区医院即平凉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现为平凉市人民医院），或部分转往52总厂医院，一部分下到基层县医院等。

我于1981年8月至1982年8月在兰州军区总医院进修，返回即到专区医院耳鼻喉科上班。直至1989年调回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我在平凉整整呆了二十年。

最后，还有五户下放人员至今留在平凉，他们是李泉海、梁东波、王凤兰、居梧林和智淑玲，他们都已先后从平凉地区医院退休，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还要向兰州和平凉的“留守儿童”们（6.26的二代、三代）致意！

二院撤销了，解散了。原来来自北京的下放人员纷纷调离，或调到平凉地区，或调到兰州，或调回北京，或调往全国其它城市，如今二院人遍布天南海北。但无论他们调往哪里，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不是专家就是教授，或是学科带头人，或院长，或处长，或主任，总之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的医疗骨干。他们取得的成绩印证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

还有一些同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但他们有旭日托着、晚霞映着、又有月亮星星做伴，绝不孤寂，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甘肃省卫生厅邀请部分原北京6.26下放人员重返兰州、平凉，举行纪念活动和座谈会。我幸运地参加了这次活动，有机会重返平凉二院。站在空旷的废墟前，满眼的衰草断垣，不禁让人黯然神伤。但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当年的欢歌笑语，眼前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矫健身影。

是的，二院已成过去，二院已成历史，但二院人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代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它将鼓舞激励他们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最后附上一首不是詩的小詩：

我

愿做一水滴

融入并淹没在

丁香谷的清溪

或湍急

或曲折

或静谧

向着诗和远方

流向天际

品牌系统门窗

断桥铝合金门窗

隔热隔音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