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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两百亿”时代：郎酒、习酒的对手变了2、陷入离婚风波的信邦制药，背后“三易其主”的资本运作故事3、赤水河 全面禁渔这三年

“后两百亿”时代：郎酒、习酒的对手变了

编者按：

时隔十年，中国酒业再度迎来周期拐点。2023年白酒行业调整信号不断：价格倒挂、库存高企、业绩分化、股价腰斩、展会降温频繁上演，但行业龙头和强势区域品牌依旧逆势高增长，展现出强大韧性。啤酒行业继续推进高端化进程，但高端化带动啤酒行业向好的趋势能否持续？国产葡萄酒的缩量周期还在继续，但进口葡萄酒终于等来中澳就葡萄酒关税达成解决共识的好消息。

岁末年初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系列文章，聚焦过去一年最具代表性的酒企，拆解酒业变局之年。

除了茅台，2023年还有哪家酱酒卖得好？

一河之隔的郎酒、习酒如期回应了外界的关心。2023年12月27日的习酒全国经销商大会传出消息，习酒完成了年度既定发展目标。两天后郎酒披露，2023年回款、市场出货双创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郎酒、习酒“默契”地没有披露具体的业绩数据。2022年，郎酒和习酒双双官宣含税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综合品类、体量和产品定位来看，都是对方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到了2023年，竞争格局显然变了：两家真正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跟随”了多年的龙头大哥茅台。这一转变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茅台也下沉抢生意了

2023年是习酒真正独立发展的第一年。

在2024年全国经销商大会上，习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芹脱稿演讲了一个小时，主题就一个：习酒尊重、感恩经销商，始终把经销商放在重要位置，未来十年发展目标不会变。

习酒会上并未披露2023年全年的销售情况，仅透露“圆满完成了贵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和下达的各项指标”。在去年7月的半年营销工作会上，习酒曾公布上半年实现销售额116亿元。

郎酒股份也对外披露，2023年度营销数据显示，公司回款、市场出货两项关键数据双创历史新高。郎酒同样没有披露具体数字，按照“创历史新高”的说法，结合此前披露的“2023年前三季度商家扫码出货数据超过2022年全年”，2023年郎酒销售额应该同样是超过两百亿。

两家赤水河酱酒能保持体量并非易事。2023年酱酒热继续降温，几乎所有酱酒大单品的批价相比前两年高峰期都有所回调，越来越多非一线酱酒面临价格倒挂、去库存不力的压力，连万吨级产能的酱酒销售额都开始倒退。

过去十年，在酱酒热的带动下，习酒从浓酱并举转回酱酒主赛道，逐渐消除了与郎酒的差距，双双在次高端价格带做大。后随着飞天茅台市场价提升，郎酒和习酒进一步抓住了千元价格带留出的市场空间。

2009年郎酒的高端产品青花郎更新到第三代，次年习酒就推出了窖藏1988，上探到800元价格带。2018年青花郎推出第四代，并在2019年5月启动了“螺旋式”提价，进军千元价格带。当年7月，习酒也推出了君品习酒，一上市就定价千元以上。

君品习酒和第五代青花郎目前保持在千元价格带，但市场价相对前两年高点有所回调。而在次高端价格带，习酒的窖藏1988和郎酒的红花郎原有一定价格错位，但随着前者的市场价下移，目前在500元~600元价格带也形成了竞争。

如果是放在前几年，这并不是问题。在千元价格带，其他酱酒大单品的体量与青花郎和君品习酒都有一定差距。而次高端价格带空间更大，不同价位的竞争也更为分散。

然而习酒的“单飞”，改变了原有格局，带头大哥茅台直接变为了竞争对手。

随着习酒脱离茅台体系，为补上其业绩缺口并保持增长势头，茅台2022年初就推出茅台1935，建议零售价1188元，与君品习酒、青花郎展开了正面竞争。上市第一年，茅台1935销售额就突破了50亿元。

这一年，君品习酒的销售目标是50亿元，而青花郎按当年3500吨~4000吨的产量投放计划推算，销售额应至少是60亿量级。

到了2023年，茅台在千元价格带的存在感已经不容忽视。

2023年，上市仅仅700天的茅台1935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元大关，一款产品的体量就超过了半数白酒上市公司。而2023年郎酒提出青花郎到2025年单品要过100亿元，君品习酒则并未披露业绩目标。

不仅补上了千元价格带，茅台也在强化次高端价格带的布局。

茅台2023年国庆前夕推出了汉酱（匠心传承）。汉酱此前产品多在500元以下，这款新品补上了500元~800元价格带的布局，开始与窖藏1988正面竞争。而体量已超过50亿元的茅台王子酒系列价位在300元~500元，与红花郎系列处于同一价格带，近年持续放量。

就连百元级酱酒，茅台也没有放过。根据茅台保健酒公司2024年市场工作会，原定全年目标6亿元的台源酒，上市第一年最终营收超过10亿元，成为保健酒公司历史上第一款10亿元级单品。

郎酒求“进” 习酒求“稳”

面对茅台下沉带来的压力，过去一年郎酒强调“进”，习酒更强调“稳”。

回顾2023年，郎酒似乎并不缺弹药：多款产品接连提价、青花郎升级第五代、重阳下沙增产、接连加码产能庄园建设，更是喊出了千亿目标。

在2023年9月的第三届郎酒庄园会员节上，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披露“百年郎酒”总纲领，明确提到2025年郎酒要实现300亿元以上销售收入，到2030年年销售收入要到700亿元到1000亿元。这意味着7年内，郎酒的体量要至少翻两倍。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继续加码产能建设。

2023年，郎酒先是在9月宣布投资150亿元在泸州市龙马潭建设龙马酒庄，加码兼香，后又在10月新一轮重阳下沙季官宣酱酒年产能增至7万吨再创新高，同日宣布郎酒天富生态酿酒区在古蔺县茅溪镇投产，这一新产区与茅台车间隔赤水河相望。

到2030年，郎酒的目标是酱香年产能10万吨，兼香年产能15~20万吨，储酒双双过50万吨。

郎酒积极扩产有其原因。茅台不仅在各个价格带全面布局，连以往一向强调“稀缺”的产能也跑到了前面。要想持续对标茅台，产能不能掉队。

根据贵州茅台2023年12月29日晚的公告，2023年度生产茅台酒基酒约5.72万吨，系列酒基酒约4.29万吨，全年产能首次突破了10万吨。

茅台酒和系列酒未来几年产能都还会增长，其中系列酒2024生产年度产能将达到5万吨。而按照仁怀的2035年远景目标，茅台酒、系列酒产能都要达到10万吨。

其次是持续开展人事调整，继续向大单品倾斜。

2023年8月，在郎酒体系已历练多年的汪博炜升任郎酒股份总经理。此前6月郎酒股份还提拔了刘杨、马兴坤、王磊等多位年轻干部，管理队伍整体呈现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趋势。

2024年1月元旦刚过，郎酒接连宣布重要人事调整，郎酒销售公司总经理梅刚兼任青花郎事业部总经理， 组成总经理梅刚（兼）、常务副总经理杨功华、总经理助理张磊的青花郎事业部经营班子。而李俊则晋升任郎酒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销售公司红花郎事业部总经理。从组织和人事可看出，四大单品尤其青花郎的地位持续提升。

虽然定位依旧对标茅台、生产也在靠近茅台，郎酒近年更愿意强调自身特色，不再是单纯的跟随者。如其战略定位已经从原来的“中国两大酱香白酒”调整为“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第五代青花郎更是提出了“茅香郎味”这一说法。此外郎酒去年还推出了酱酒行业首个企业内控准则。

相比在各方面“看齐”茅台的郎酒，习酒过去一年低调不少。

从2023年开始，习酒的工作重心可总结为“挺君品、稳窖藏、扩金钻、扶直营、育电商”。由于核心单品市场价格下行，为了维护品牌价值，习酒年中停止了对外产品开发。

但习酒仍然面临增长任务，需要在别的地方补齐。

在渠道方面，习酒去年加码直营，推出了电商App“君品荟”，希望依托电商平台开拓新零售渠道。不过这一平台还在培育初期。

经销商规模还在扩大。前述经销商大会披露，2023年习酒全年新增核心联盟商及陈列网点约8万家，有效终端保有量达到26万家以上，累计开瓶数量接近2000万瓶。

在产品方面，习酒更多转向中端价格带要增长，窖藏1988、君品习酒之后金钻习酒被寄望为下一款大单品。金钻习酒市场价在200元~300元之间，此外去年推出的圆习酒和感恩98两款新品，分别在百元价位和300元价位。只有年底的经销商大会上新发布的君品习酒·崇礼，定价2000元+，高于两大核心单品。

而在产能建设方面，习酒同样相对低调。去年重阳下沙季习酒并未透露投产数字。张德芹在2023年4月第十二届中国白酒T9峰会上提到，习酒目前年产能5万余吨。这一数字低于茅台、郎酒。

习酒目前还在推进“十四五”技改项目，完成后将新增1.8万吨产能。2021年时，习酒曾提出到2026年产能要达到10万吨，但此后未明确提及。

酱酒从投产到上市周期较长，强调品质的高端产品尤其如此。茅台的系列酒主体基酒要贮存3年，红花郎10要贮存4年，茅台酒、窖藏1988、红花郎15要贮存5年、青花郎和君品习酒更是分别长达7年和8年。也就是说，茅台、郎酒、习酒当前在推进的产能建设，大部分要到下一轮周期才会进入市场。

在那之前，郎酒、习酒更需要关注眼下。只有在调整期中先稳住，才能按规划继续迈向下一个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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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离婚风波的信邦制药，背后“三易其主”的资本运作故事

清北毕业生、网红CEO刘光耀手撕前妻——信邦制药现任董事长安吉一事，在周末迅速发酵。 随之而来的周一（8月19日）开市，信邦制药（002390.SZ）股价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全天下跌1.18%，收盘3.35元，股价近期均处于横盘状态。

成立于1995年的信邦制药，于2010年4月在深交所上市。事实上，这家老牌药企、贵州省百强企业的创始人，并非刘光耀小作文中提及的一直都很支持他，还帮助他发展事业的安吉父亲安怀略。

上市14年来，信邦制药“三易其主”，安怀略为第三任实控人，而第二任实控人是有“东北药王”之称的朱吉满夫妇。截至目前，“东北药王”早已破产威名不再，但他与信邦制药似以另一种形式处于“量子纠缠”状态中。可以说，三任实控人在资本市场上运筹帷幄的故事，远比离婚“小作文”要精彩十分，里边同样也有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团团迷雾。

01/

300万元产值起步的老牌药企

上市前曾两次获深圳对口扶持

据南都健闻“考古”发现，信邦制药在成长阶段就和广东的扶贫结下不解之缘。时至今日 ，信邦制药的十大股东名单上还有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的身影。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还是信邦制药十大股东之一。

信邦制药前身是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张观福于1995年收购黔南州罗甸县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药厂而来。五年后的2000年，信邦制药进行股份制改造。包括工会在内，共有七名发起人，其中张观福拥有77%的股权，成为公司主要发起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000年这年，这家做中成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药企，还幸运地获得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500 万元（深圳市经济合作基金贷款）的资金资助，顺利建成了银杏浸膏生产线和 GMP 生产线；2003年，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参与了公司的增资扩股，将借款转为股权，帮助信邦制药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至2004年，从300多万元产值起步的信邦制药一下干到了2个多亿的产值,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深圳特区报2017年10月12日“走进贵州”特别报道版面截图。

又一个五年，信邦制药于2010年4月登陆深圳中小板，成为黔南州第1家、贵州第18家上市公司。据招股说明书介绍，张观福出生于1965年，本科毕业于贵阳医学院（2015年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曾就职贵州省中药研究所、贵州省医药管理局。1995年下海，2004年、2006年、2008年分别被评为全国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创业之星。

信邦制药创始人张观福。

02/

信邦近十亿收购科开医药

安父顺势坐上总经理一位

上市前，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观福持有信邦制药3486万股，占股票发行前总股本的53.548%。上市后，张观福所持股票解禁期为 2013 年 4 月 16 日。

这年年初，信邦制药却遭遇信任危机。作为2013年资本市场上最值得期待的新药，被信邦制药视为新增长点的中药1类新药人参皂苷Rd突然宣布研发“胎死腹中”，于当年1月21日主动向国家相关部门撤回评审申请。

也是在这年4月，信邦制药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科开医药98.25%股权，交易对价9.97亿元，收购增值率340.60%。因这次重组，以中成药为主业的信邦制药业务链得以延伸，并在此后形成了医药工业、医疗服务、医药流通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医药集团，股价亦从17元左右持续上涨到高点55.80元。

这是一起典型的关联收购，而且充满“关联交易”。据重组草案显示，信邦制药与科开医药的关联销售收入分别为5.82亿元和3.56亿元，分别占当期总营收的43.3%和45.18%。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花近10亿元对价收购的是一家超四成收入来自关联方的标的。

在这次重组事件中，张观福与安怀略可以说是“共同致富”。据悉，安怀略和张观福一样，先后毕业于贵阳医学院（后改名为贵州医科大学），一个学医，一个学药，学成后均在各自领域精彩发光。

看得出，这两人是多年好友。像这次收购的科开医药，他俩均有参与创办。因为这次交易对手是四名原始股东张观福、丁远怀、安怀略和马懿德，他们分别持有科开医药49.08%、29.57%、16.60%、3.00%的股份。

安怀略，他和张观福一样毕业于贵阳医学院（后改名为贵州医科大学），一个学医，一个学药。

安怀略与科开医药又是什么亲密关系呢？

公开资料显示，科开医药成立于2002年，是贵阳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的前身）附属医院将其下属的药品销售部整体改制而成，并成为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对外投资平台。彼时，曾任附属医院急门诊主任的安怀略，以现金入股，获得科开医药3.47%的股权。

在信邦制药并购前，科开医药已发展成为贵州省内实力较强的地区性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企业，旗下拥有多家包括肿瘤医院在内的三甲医院。而经过多次增资和股权转让，至2013年8月并购前，安怀略对科开医药的持股比例上升至16.6%，并且担任科开医药董事长兼总经理。

通过这次交易，安怀略及其控制的金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计获得信邦制药11.46%的股权，一举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可以说，以并购科开医药事件为拐点，信邦制药的经营管理权自此一步步转移至安怀略手中。

2014年3月26日，信邦制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观福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让位于时任科开医药董事长、总经理的安怀略，董事长一职仍由张观福继续担任。

对此人事变动，信邦制药在公告中表示：有利于公司的决策层和管理层有效分离，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如果从2013年财务数据来看，这个说法似乎是成立的：2013年科开医药净利润约为7775万元，而信邦制药净利润约为3970万元。作为子公司的前者，显然比母公司优秀很多。

03/

关联交易20亿收购中肽生化

安父次年再接董事长“帅印”

据重组预案，对科开医药的交易，采取的是“股份+现金”的交易方式。其中，公司向当时的实控人张观福发行股份28136925股。按当时股份发行的价格 16.36 元/股计，仅这笔股份就价值4.6亿元。

不知是否出于降低持股成本的考虑，2014年10月29日，张观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235万股，减持均价为22.65元/股，套现2.79亿元；2014年11月6日，张观福再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23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持均价为20.07元/股，套现2.48亿元。两次套现合计5.27亿元。

截图来源：信邦制药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而在安怀略走马上任总经理后的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间，信邦制药业绩增长分别为334.81%、68.8%和23.38%。这背后，更多的是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以及并购重组做大的蛋糕。

2014年之所以飙涨，是科开医药的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的业绩增加进来所致；2015年，相继收购白云医院、仁怀新朝阳医院、道真中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信邦制药当年医疗服务板块因此实现收入10.49亿元，同比增长136.3%。

最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信邦制药豪掷20亿元重金，对价收购主营多肽药物研发和体外诊断试剂的中肽生化。表面上来看，这笔收购是成功的。因为次年信邦制药就实现净利润2.46亿元，同比增长41.08%。但这笔交易增值率高达727.27%高溢价收购，却为2018年的信邦制药埋下了一颗“巨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信邦制药收购中肽生化也是一起典型的关联交易。

据公告披露，交易前金域投资持有信邦制药股份比例为7.57%。金域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安怀略持有信邦制药股份比例为3.89%，合计持有11.46%。与此同时，金域投资还持有中肽生化7.5%股权。

中肽生化被收购、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上市后，金域投资持有信邦制药的股份比例立马变为10.27%。持有金域投资95%的出资额的安怀略，是金域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故他与金域投资为一致行动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安怀略直接或间接通过金域投资，合计持有信邦制药13.24%的股权。

2016年4月，张观福不知是否为其第三次减持“造势”。

同年6月底，他在“2014年中国（贵阳）医疗改革资本论坛”上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表示，收购中肽生化，填补了信邦制药在生物制药方面的空白。“原来我的心理价位是30亿元，20亿收购可以说十分划算。”张观福对记者说，医药行业是一个特别适合并购的领域，未来信邦制药还将继续寻找投资标的，实现快速增长。张观福还说，他做信邦制药已经有20个年头，很多人问他一辈子都从事这样的工作，累了没，倦了没，他觉得没有，因为有梦想。他和安总（安怀略，信邦制药总经理、科开医药董事长）希望信邦制药能够做成几代人的事业，做成中国领先的医疗投资管理集团。

话音刚落，2016年7月7日，张观福就发布减持公告，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706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持均价为8.9元/股，套现6.29亿元。

截图来源：信邦制药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又一个月后，张观福向信邦制药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申请，辞去董事、董事长等所有职务。原公司总经理安怀略则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接任张观福的董事长一职。

对此次人事变动，信邦制药表示，安怀略拥有专业的医疗服务行业背景与丰富的管理经验，掌舵利于未来公司的良性发展，特别是利于公司医疗服务方向长远发展。

04/

实控人清仓离场累计套现41亿元

安父略作减持故显无意股权之争

2017年，张观福表现出与信邦制药彻底“割席”的决心。

2017年5月10日，信邦制药发布公告称，张观福将其持有的最后21.04%的公司股权（3.59亿股），以每股转让价8.424元（较公司最新收盘价折价10%），转让给西藏誉曦公司，转让总额共为30.24亿元。至此，张观福通过减持和转让股票的方式，总计套现约41.8亿元。

权益变动后，西藏誉曦占信邦制药总股本的21.0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这意味着，张观福功成名就，正式退出信邦制药的舞台，但全面属于安怀略的时代尚未来临。

西藏誉曦是黑龙江首富朱吉满、白莉惠夫妇实控的子公司。截图来源：信邦制药公告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创业20多年的张观福舍得扔下自己一手带大的“娃”套现离场呢？虽然张观福对外宣传“因个人年事已高且无合适接班人故决定退出”，但年龄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那年张观福才52岁，而接盘者朱吉满比他还大一岁，出生于1963年的安怀略更是年长他两岁。

江湖曾传闻，安怀略曾有意向接盘，但安怀略似以减持股份之举进行了无声的回应。2017年一季度，安怀略减持了公司0.12%的股份，似乎以此向外界表明其并无意争夺控股权。

如今再回首，张观福清仓离场，是否早已对中肽生化这颗“巨雷”心中有数，并以请辞来承担后果呢？

据收购草案显示，交易对手中肽生化曾作出巨额的业绩承诺：2015-2017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三年累计不低于3.26亿元。要知道，中肽生化2013-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0.36亿元和0.46亿元。令人震惊的是，中肽生化不仅神奇地完成了业绩承诺，而且完成率竟为101.71%。

可就在业绩承诺期刚刚过后的2018年，中肽生化便出现了业绩大变脸，仅实现净利润0.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52%。信邦制药当年也计提了15.37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导致上市公司全年亏损12.97亿元。更让人震惊的是，两年后的2020年6月15日，信邦制药公告披露，将20亿元收购的中肽生化，拟以7.18亿元卖给标的原股东成立的公司。

05/

“东北药王”入主信邦昙花一现

安氏父女借机拿下信邦实控权

接盘张观福全部股份的西藏誉曦，其控股股东为誉衡集团。誉衡集团的实控人、董事长叫朱吉满，是黑龙江首富，有“东北药王”和“并购狂人”之称。

朱吉满和信邦制药创始人张观福一样，都是收购濒临破产的药厂起家。图片来源：誉衡集团截图

朱吉满眼科医生出身，转型做药企经营和销售后，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看中黑龙江一家濒临破产的药厂后，朱吉满分四期付款，花了168万买下这家药厂，并将其改名为“誉衡药业”。2010年，誉衡药业（002437.SZ）和信邦制药同年上市，市值一度突破百亿，朱吉满夫妇身家也随之暴涨至37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誉衡药业参与的并购案高达27宗，其中成功14宗，耗资超130亿元。2017年则是其质押疯狂年，质押高达97次，为的就是“吞”下信邦制药21.04%的股权。

朱吉满成为信邦制药实控人后，信邦制药第七届董事会于2017年11月提前换届，誉衡集团方的朱吉满、胡晋进入董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也主要由朱方成员及独立董事组成。当时的独立董事之一的殷哲也是朱方成员（彼时誉衡集团为了收购信邦制药股权，曾找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设立了一只私募基金进行融资，而殷哲就是诺亚财富的联合创始人、歌斐资产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歌斐资产及该基金产品后来也遭连累），但安怀略仍稳坐钓鱼台，仍任董事、董事长。

虽然当时有分析指出，誉衡药业正在布局慢病管理用药和生物制药领域，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信邦制药将成为其在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领域的平台，双方成本费用控制也有望得到改善。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吉满、白莉惠夫妇并无心经营信邦制药，很快夫妇二人就违反承诺，第一时间就把所持的信邦制药的股票全部质押给信托机构进行融资。

不幸的是，信邦制药的股价一路下跌，从2017年初9.82元/股，到2018年底跌至4.09元/股，跌幅达58.35%。与此同时，誉衡药业的股价也同样狂跌，从2017年初的8.17元/股跌至2018年底的2.79元/股，跌幅超过65.85%。

誉衡集团的流动性危机开始暴露。2018年4月，誉衡集团通过西藏誉曦所持有的信邦制药股权全部被司法冻结。

2021年，信邦制药易主安怀略和安吉父女。2022年11月誉衡集团宣告破产。截至目前，已易主的哈尔滨誉曦（原名西藏誉曦）也从信邦制药的控股股东变为第二大股东，但其所持的3.60亿股目前仍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

安怀略如何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最终一举成为信邦制药的新实控人？这次离婚风波的女主角、安怀略之女安吉又是何时接班的？接班后其表现如何？又将面临哪些挑战？且看南都健闻下篇一一拆解。

出品：南都健闻

采写：南都记者 黄海珊

赤水河 全面禁渔这三年

贵州习水县渔政执法船在赤水河巡查。 资料图片

赤水河从贵州习水县土城镇流过。 王 庆摄

贵州赤水市转产渔民在赤水河上为游客表演“独竹漂”传统技艺。 梁小平摄

引子

花了近1.3万元，购买13955尾鱼苗增殖放流——这份生态修复补偿，让王洪春教训深刻。

家住赤水河边，祖祖辈辈打鱼为生，货船司机王洪春熟谙各种捕鱼方法。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在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鲢鱼溪码头附近放下几个地笼，捕获21条野生鱼，其中多尾为珍稀鱼类，被巡河民警逮个正着。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侦查，对王洪春实施刑事拘留。

案件侦办期间，根据遵义市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实行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试行)》，公安机关建议王洪春主动弥补过错：按照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评估制定的生态修复方案，购买鱼苗增殖放流。后鉴于王洪春有认罪悔罪表现，公安机关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

王洪春付出的偷捕代价，折射出赤水河流域打击非法捕捞的执法力度。

穿越云贵川三省，蜿蜒约500公里，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长期以来受过度捕捞等影响，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渔业资源逐年衰退，影响长江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安全。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同年底，原农业部发布《关于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的通告》，明确从2017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止，在赤水河流域实施全面禁渔，禁止一切捕捞行为——这是长江流域首条实施全面“十年禁渔”的一级支流。

2019年初，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要求，“2019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以前，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长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

近日，记者沿赤水河贵州段重点水域实地探访，捕捉全面禁渔3年多来的点滴变化。

禁渔势在必行

“前些年，捕捞规格普遍不足20厘米，岩原鲤等中大型鱼类还是幼苗的时候就被捕捞了，有的土著鱼类已经从监测范围内消失”

连日大雨刚刚消停，赤水河水势汹涌，阵阵涛声回荡山谷。一艘快艇疾驰而来，在河面划出两道白色水浪。行至一处开阔水域，遵义市习水县畜牧渔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劲松将头伸出窗外，打量着熟悉的场景。

7年前的那次执法行动，张劲松记忆犹新。

2013年夏天，时任习水县渔政站站长的张劲松接到举报——夜间常有人在习酒镇河段非法电鱼。张劲松组织全站3名执法人员，联合原县农牧局9名工作人员，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就在这个地方，眼睁睁看着6艘船从眼前跑掉……”由于没有执法船，张劲松和同事们只好分守两岸，准备用绳索和渔网拦截电鱼船。谁知偷捕分子将螺旋桨拆卸下来，让船顺着水势逐流而下，岸边执法人员束手无策。

早在2002年，原农业部发布《关于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的通知》，赤水河被纳入春季禁渔范围。2003年起，贵州省将每年2月1日至5月31日定为赤水河禁渔期。200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地跨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三省一市，赤水河被纳入，其中贵州省仁怀市五马河口至赤水市大同河口为保护区5处核心区之一。

彼时，赤水河沿岸各地经济发展提速，货运船只往来不断，谈生意的、跑运输的纷至沓来，带火了当地餐饮业。

“河鱼价格不断往上蹿，动辄几十元一斤，个头大的鱼每斤能卖到数百元。”暴涨的鱼价，让打小在赤水河边长大的张劲松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赤水河里的鱼，“除持证的专业渔民外，大量副业渔民也开始活跃起来，地笼、滚钩、电鱼机、密眼网等禁用渔具禁而难绝。”

多年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对赤水河实施了连续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这里的鱼类资源状况呈明显衰退趋势，渔业捕捞规格小型化、低龄化趋势加剧。

“前些年，捕捞规格普遍不足20厘米，岩原鲤等中大型鱼类还是幼苗的时候就被捕捞了，有的土著鱼类已经从监测范围内消失。”每年沿赤水河开展3个月以上实地考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飞认为，相较于其他因素影响，过度捕捞是破坏赤水河水生生物资源的主要因素之一。

渔业法规定“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赤水河非法捕捞为何屡禁不止？

“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遵义市原渔政站站长田景权说，仅靠渔政部门的行政处罚，不足以震慑非法捕捞活动。长期从事渔政监督管理工作，田景权感触颇深，“一个县有几十公里河段，渔政执法队伍就那么几个人，要禁绝非法捕捞，力不从心。”

“每年禁渔期就几个月，鱼苗刚长大一点就失去庇护。”田景权和沿河各地渔政部门的同事们心里清楚，改变过度捕捞现状、打破困局，全流域、全时段禁渔才是最好的办法。

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赤水河流域打响。2017年1月1日零时起，赤水河流域“十年禁渔”。“全流域、全时段‘十年禁渔’，为水生生物恢复元气留出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主要鱼类可繁衍两至三代，有助于资源数量、种类的稳步恢复。”刘飞说。

渔民退捕上岸

“所有渔船全部上岸，转产渔民除了有征收补偿，政府还配套后续保障”

14岁上船，40岁上岸，人到中年突然要换个活法，王小均一度陷入迷茫。

赤水河进入赤水市复兴镇后，河面变得宽阔，水流平缓，是各种鱼类繁衍栖息的理想场所。过去，守着家门口的“聚宝盆”，复兴镇长江村村民王小均每天只需下河忙碌几个小时，年收入轻松过10万元。

“除了打鱼没别的生计，往后拿什么养家？”2015年底，原农业部与贵州省政府启动长江流域赤水河贵州段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遵义市所辖赤水市、习水县、仁怀市三地渔民率先退捕上岸。面对上门商谈退捕事宜的工作人员，王小均迟迟不愿明确答复。

在担心后路的同时，王小均也在观望安置政策。“我是持合法捕捞证的渔民，以前按规定缴纳了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如果跟‘三无船’(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一个待遇，当初的钱就白交了。”

在赤水河谋生计的人群里，不仅有持证渔民，还有不少私自建造船只捕鱼的沿岸村民。为做好退捕渔民安置工作，赤水市组织专人以调研、座谈等方式，摸清渔民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情况，广泛征求他们的意愿和诉求。经过30多次修改完善，赤水市拿出一套退捕转产转业工作方案。

“没有合法捕捞证的渔民，要是享受同等安置政策，的确有失公允，也不利于‘禁渔令’的实施。”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赤水管理站站长刘定明介绍，赤水市在推进退捕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实施精准退捕。

通过核实登记注册和《渔业捕捞许可证》发放、年审情况，赤水市从最初统计的300多家船户中确定138户为转产渔民。“所有渔船全部上岸，转产渔民除了有征收补偿，政府还配套后续保障。”合法权益有保障，王小均交出了渔船和捕捞工具。

“上岸后3年过渡期内，每户转产渔民每年享有1.88万元生活补助，生活困难的渔民被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无房户则优先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刘定明说，赤水市累计统筹各类资金1700余万元，用于落实赤水河渔民转产转业工作。

渔船征收补偿和生活补助到位后，王小均拿出所有积蓄再加上银行贷款，在赤水市区买下两套房子，一家六口进了城，开了一家小餐馆。

对有意愿自主创业的渔民，赤水市给予2万元启动资金，项目通过验收后再追加5万元补助，同时配套贷款贴息等政策。“前后领到7万元扶持资金，帮我把餐馆开了起来。”王小均把临街那套房子改造成了餐馆，在城里站稳脚跟，家庭收入比上岸前翻了一番。

出赤水市区往南约50公里，元厚镇陛诏村渔民杨正雄也开始了新生活。但与王小均不同，他留在村里发展。

赤水河“禁渔令”出台后，市场对鱼的旺盛需求如何满足？杨正雄觉得生态鱼养殖是商机，用上渔船征收补偿款和生活补助资金，杨正雄很快就建好一片占地4亩多的鱼池，还引来清冽的山泉水。遗憾的是，第一批鱼苗投下去，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死亡，6万元投资转眼打了水漂。

“海拔近千米，水温比河水低得多，一般的鱼还不大适应这种环境。选什么苗、喂什么食都有讲究，稍有差错就会出问题。”吃一堑长一智，杨正雄在农业部门协调下跑到周边大型养鱼基地请教，学习高山生态鱼养殖。“口感和野生河鱼相差不大，价格自然不会低，捞上岸就有人抢着买，收入不比当渔民差。”

在赤水市转产转业渔民中，像王小均一样从事个体经营的占三成，像杨正雄一样从事农业产业的占一半，其他的则引导至赤水经济开发区就业或外出务工。在习水县和仁怀市，当地还充分利用白酒产业发展优势，将上岸渔民推荐至本地酒企就业。

“遵义所辖的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市共完成435户渔民转产上岸，拆解631艘船只。”遵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邹家文介绍。

执法有力跟进

“现在打击非法捕捞不再是渔政部门一家的事，执法更多由公安机关和综合执法部门共同承担”

27岁的张益，家住习水县一个偏远山村，原先一直从事货运，给矿场运煤。“赤水河的野生鱼卖那么贵，一网下去顶干好几天活，要不我们也试试？”去年初，张益和两名村民商量去河里捞点“副业”，三人集资近5000元，买来充气艇、电瓶和电鱼机等工具。

“十几年前就在说禁渔，也没见电鱼的人栽多大跟头。万一被抓，也就是罚点钱。”面对家人的劝阻，张益不以为意。去年2月，他和同伙两次电鱼得手，各分得2000多元卖鱼款。

去年3月3日深夜，张益一伙来到隆兴镇河段第三次作案。“正在收网上岸，一队警察围了上来。”张益没想到，这次来执法的不是渔政部门，而是公安机关。原来，接到群众举报后，隆兴镇派出所立即联合附近5个派出所，出动20多名警力前来抓捕。

次日一早接到警方通知，张劲松前去清点、鉴定所查获的水产品，并联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对生态损失情况开展评估。“现在打击非法捕捞不再是渔政部门一家的事，执法更多由公安机关和综合执法部门共同承担。”张劲松说。

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工作启动后，针对执法监管不到位、处罚力度偏软的问题，沿岸各地深化渔政与水务、海事、综合执法、生态环保及公检法等部门协作联动。

如今，张劲松和同事们装备了两艘快艇，工作重心转移到日常巡护和渔业资源保护。每次在赤水河流域发现偷捕者，他总会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实施抓捕，并根据现场情况，会同其他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2017年8月起，仁怀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仁怀市、赤水市、习水县、桐梓县范围内的一审环境资源类民事、行政和部分刑事案件，破解因行政区划管辖带来的分段治理、各自为政等问题。

“要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来钱再快也不敢去电鱼。”张益没想到他们会被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终，三人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拘役4至6个月不等的刑罚，根据遵义市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实行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试行)》，法院还责令他们承担相应的生态修复责任。为此，张益又采购了2万元的鱼苗放归赤水河。

全面禁渔以来至今年6月，仁怀市人民法院受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达100件，其中4人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185人被判处拘役。

“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滥捕滥捞得到了有效遏制。”仁怀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蔡波介绍，在涉渔违法违规案件中充分发挥司法作用，将被告人是否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作为重要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形成刑事制裁、民事赔偿、生态补偿等责任方式有机衔接，有效打击和震慑了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修复久久为功

“时不时就会有惊喜，特别是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被重新发现，说明禁渔效果初步显现”

“保护生态是大势所趋，渔船都上了岸，我们没有理由不撤离。”孙泽鸿说。去年6月，赤水市5艘餐饮船全部停止经营活动，拖离赤水河后拆解。

吹着河面微风，看着碧波荡漾，桌上的饭菜散发着诱人鲜香……2003年，孙泽鸿买回一艘餐饮船，停泊在赤水市区东门河边，开起了本地第一家水上餐厅。

2014年，赶在赤水河谷旅游公路开通前，孙泽鸿又打造了一艘新餐饮船，并配套建好污水处理设备、消防设施。

借着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东风，餐饮船生意越来越红火。除了孙泽鸿的两艘船外，赤水市区西门河边也出现3艘餐饮船。每晚河边灯火璀璨，音乐声夹杂着吆喝声此起彼伏。

随着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孙泽鸿的餐饮船上陆续迎来一些特殊访客：从市领导到渔政、交通、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继上门，希望他能带头关停餐饮船。原来，餐饮船所处位置正是鱼类洄游产卵区域，长年的噪音污染和灯光照射，容易使鱼类受到惊吓，影响其产卵繁殖。

为了还水下一片宁静，根据第三方评估结果，经多轮协商，赤水市关停餐饮船并拖离、拆解，对业主作了合理补偿。

3年多来，在打击非法捕捞的同时，赤水河沿岸各地加大力度改善鱼类生态环境，开展经营性船舶改造、沿河砂石码头全面清理、固体废物清理、黑臭水体排查等专项整治。

“这个是华鲮，那边是中华倒刺鲃……不要小看这些池子，全年能培育出120万尾鱼苗，其中接近一半是珍稀特有鱼类。”在赤水市城郊的大同镇大同村，一座占地35亩的鱼类繁育场里，整齐排列着30个圆形水池，赤水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亓磊对池中的鱼如数家珍。

2011年，河南小伙亓磊从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赤水增殖放流站工作，专门从事人工繁育野生鱼类。让亓磊失落的是，“那些年，繁育速度远远跟不上捕捞需求，费心费力养出来的鱼，放到赤水河就成了盘中餐。”

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的消息传来，亓磊欣喜不已。“正在新建20个集装箱鱼池，专门用来繁育珍稀特有鱼类，长到10厘米以上再放归赤水河，成活率会明显提升。”

赤水增殖放流站的工作是一个缩影。在赤水河沿岸，很多地方都在采取人工搭建生态鱼巢、修复天然水域产卵场、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等措施，补充和恢复渔业资源种群、数量。

“时不时就会有惊喜，特别是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被重新发现，说明禁渔效果初步显现。”3年多来，刘飞和同事们目睹赤水河里的鱼越来越多。

主要江段渔获物中特有鱼类，由禁渔前的每年21.8种上升至22.7种；单船监测产量较禁渔前增加1倍左右……今年4月底，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效果初显。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编制的《赤水河禁渔监测、保护评估及规划制定中期总结报告》显示，鱼类资源明显恢复，多样性水平逐步提升。长江鲟和胭脂鱼两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采集数量明显增加：长江鲟的采集数量由禁渔之前的每年0.1尾上升至3.0尾，胭脂鱼由每年3.4尾上升至5.7尾。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版式设计：沈亦伶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07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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