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集团教农民种葡萄

中粮集团：教农民种葡萄

中粮集团：教农民种葡萄 更新时间：2010-10-16 7:32:43 　　在山东蓬莱，刘强是许多种植葡萄农民羡慕的对象。2008年，他种的葡萄仅因高含糖度这一项，就被中粮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奖励了3万元。　　刘强是蓬莱当地的农民，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长城葡萄酒的股东，而在此之前，他也是中粮的“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变化，使刘强与长城葡萄酒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而这恰是长城葡萄酒的目的。在蓬莱，还有60多个农民像刘强一样，成为了长城葡萄酒的股东。　　订单式松散合作之痛　　葡萄酒是种出来的，再好的酿造工艺，如果没有好的葡萄作原料，也酿不出好酒。葡萄酒7分靠原料，3分靠工艺。谁拥有葡萄酒原料，谁就有望凭借原料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但是，占据地利优势不一定就能生产出优质葡萄。过去，蓬莱的葡萄产量上不去，也卖不出好价钱，即便每亩5元钱也没人愿意承包。刘强清晰地记得11年前大家种葡萄的情景：“当时，乡亲们主要种鲜食葡萄，只有很少人种酿酒葡萄，即使这样，由于当地葡萄酿酒企业少、规模小，种植的酿酒葡萄往往还过剩，每到收购的季节，大家天不亮就排着长队到企业门口卖葡萄，企业收完后常常到第二年才能付清款项，收入很不稳定，当时常常出现砍掉葡萄树改种粮食的现象。”　　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长城葡萄酒承诺：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同时提供技术人员。这样，长城葡萄酒的原料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虽然许多大公司都是采用这种模式与农民合作，但对葡萄酒行业来说，这种松散的合作方式仍然有很 多弊端。比如，农民为了多产葡萄多赚钱，加大了葡萄浇灌水量，这样一来，虽然产量上去了，但糖分却降低了。而且，标准化生产难以执行，用肥、用药等种植管理技术也无法控制。　　由于葡萄原料市场价格有涨有降，使企业与果农之间签订的订单合同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很脆弱，当葡萄行情一路看涨时，果农纷纷毁约，甚至不惜为了每斤葡萄几分钱的差价卖给外地的葡萄酒企业。　　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为了能够控制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找到农民与企业合作的“最佳结合点”，长城葡萄酒进行了一番变革，探索出“公司＋农户”一体化经营的模式：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按法律程序流转到长城葡萄酒，长城取得30年的土地使用权，每年一亩地付给农民420元的土地使用费，考虑到物价增长的问题，每3年土地使用费增加40元。如此一来，长城葡萄酒就获得了稳固的种植基地。　　刘强回忆，在1998年，他还在一家工厂上班，有稳定的收入，是邻居们羡慕的对象。但长城葡萄酒的这种模式一推出，刘强决定辞掉工作，变身为种葡萄的果农。他有着农民最原始的智慧：种葡萄赚的钱更多。刘强是这样“算计”的：种葡萄可以获得三块收入，一是最少420元的土地使用费，二是780元的劳务收入，三是如果葡萄超质，每亩地还可得到200至300元的奖金。这样，每亩土地的产收入可达1400元。而种粮食，一亩地的收入也就200多元。这样，一年大概可以赚一万多元，虽然比上班辛苦得多，但收入高很多。这些费用长城葡萄酒每年分四次以工资卡的形式发给农户，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收入稳定，不再靠天吃饭，葡萄产量多少与农民的收入没有太大关系。　　改变农民的种植习惯　　变身为果农的一年后，刘强发现：产量高并不一定能赚更多的钱。为了葡萄的糖度达标，长城葡萄酒严格控制葡萄的产量，以前不控制产量时，一亩可以产2000多公斤，而现在长城的要求是控制在600公斤左右，而这需要一定的种植技术。刘强感觉到乡亲们之前传授给他的经验并不太有用，于是，他开始严格按照长城要求的方式种植。　　王福成，长城葡萄种植基地的经理，常年在葡萄园跟农民打交道，肤色变得跟当地农民一样。他手下有30个技术员。当初，他们没想到纠正种植方法如此费劲。“我们的一些种植方法跟之前农民使用的不一样，他们总是折去很多副梢，只留10片叶子，但我们要求留20片叶子。如果按我们的要求操作，葡萄的防病压力会变大，而且吸收的养分变多，果实的糖度高。农民起初并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只有不断地检查和宣传，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改掉他们的习惯。”　　现在，农民们都会得到一本印刷很简单的葡萄种植小册子，里面的文字也很简单，大多数都是详尽的示范图，这是长城葡萄酒专门提供给农民学习用的生产手册。　　让产业工人变股东　　这种模式使用了5年，但是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农民的收入稳定了，但由于增收空间不大，农民总觉得自己辛苦干一年，利润的大头却被长城葡萄酒拿走了。这时，农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打工仔，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而长城葡萄酒也发现，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民不把葡萄园看成自己的，从而形成不了风险意识，这使得长城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从而制约了种植基地的大面积扩张，长城甚至有些担心种植基地最后会变为“人民公社”。　　2005年，长城葡萄酒决定再次改革， “合作社”模式诞生了：即农民以土地入股，由“产业工人”变为“股东”，日常生产费用由农民承担；长城葡萄酒以建园的投资入股，负责提供苗木、技术指导、整地、修路、铺设浇灌系统等，对葡萄提供稍高于市场价的最低保护价，卖葡萄的收益是双方按股份分红。这样，农民的收益就会是上不封顶，但干不好就会有风险。　　为了使公司和农户之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长城葡萄酒还与农户共同建立了风险基金。长城把销售收入的0.5%拿出来作为企业的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农民灾年和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补偿；农民每耕种一亩土地，拿出60元作为风险抵押金与企业共担风险。　　在初建园的两年，农民是只有投入没有收入，因为葡萄前两年并不结果。这两年，每亩地长城和农户要各投入3000元。但农户们显然更喜欢这种模式，和长城葡萄酒合作已有四年的农户姜会涛表示：“我现在一年赚10万元不成问题，比以前高了不少。”　　在和当地农户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长城葡萄酒也表现了自己的“大方”。 葡萄生产的利润虽说是按股份分红，但长城是一分钱都不拿的，都返给了农民，长城只赚卖酒的钱。　　专题链接：中央企业第二任期考核优秀企业专题报道――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第二任期考核优秀企业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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